从最西端的西千佛洞到最东端的北石窟寺，有1500多公里——这是敦煌研究院守护的范围，其中还包括了3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
在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看来，管理这么大范围的文物保护机构在全世界大概都屈指可数。
当然，称得上罕见的还有莫高窟丰富的壁画。赵声良总能脱口而出的数字是，敦煌莫高窟建于公元366年，历经了1000多年的发展，其间的每个时代都在持续建造，至今保存了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
赵声良不太同意把当代“敦煌人”定义为守护者，在日前举行的2023北京文化论坛期间，赵声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刚刚起步的敦煌研究所就把敦煌人的使命定义为保护、研究、弘扬，这其中的逻辑远超于被动地守护。
赵声良说，保护是基础，如果文物保护不好，一切都无从谈起；研究是核心，如果不研究文物的价值所在，无法发扬它背后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是目标，保护、研究最终是要创造今天的文明、今天的文化。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5个特性，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6处古迹无不体现着这些特性。赵声良说，世界文化遗产中，像莫高窟这样内容如此丰富、延续时间这么长的，绝无仅有，所以敦煌人“保护、研究、弘扬”的担子更重。
已经举行了两届的北京文化论坛上，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互鉴始终备受关注。以故宫、敦煌为代表的中华文明金名片如何在新时代熠熠生辉都有较高的关注度。
敦煌的保护已经走过近80年的历程，按赵声良的说法，如今已经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阶段。他说，过去都是抢救性保护，主要是应对壁画的剥落等普遍问题，而现在是预防性保护，就像人治未病一样。
对壁画、彩塑本体病害的治疗，当代敦煌人有强有力的科学队伍，有完整的“治疗”体系。赵声良说，敦煌研究院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多场耦合实验室，每一次保护与修缮都不会贸然行动，用什么材料，进行怎样的保护，科研人员都要先做试验，证明是合理的，才会进入实质性的修缮。
敦煌遗产的保护不止于壁画本身，已经扩大到洞窟的外部环境。沙的侵蚀是壁画的大敌。说起洞窟周边的沙化治理，美术史专家赵声良俨然成了生态学专家，从物理固沙，到植物固沙，再到化学固沙，头头是道，包括如何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
“在靠近洞窟的地方还修了‘人’字形的防沙站，当风刮过来的时候，沙子从两侧刮走，这样沙子就不会落下来了。”赵声良说，从治沙开始，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已经从洞窟内部扩展到了洞窟外部，包括气候、动物、植物带来的影响，都在研究范围之内。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已经运用到壁画的保护。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安了探头，对影响洞窟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都及时采样。哪个洞窟的指标超标了，监控设备就会报警。
赵声良举例说，如果洞窟的湿度亮红灯了，就要采取措施，比如停止参观。
说到参观，在赵声良看来，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是对敦煌传承人最大的挑战。让公众近距离目睹保存了上千年的精美壁画，本是文化传承的题中之意，但超载的游客量又会损害文物。20多年前，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就做了大量研究，测定莫高窟每天最高容纳6000人。
“这是我们的红线，不能突破。”赵声良说，保护第一。这也使得莫高窟的门票在旅游旺季一票难求。为了让更多热爱艺术的人能一睹壁画风采，敦煌研究院近20多年来一直在做壁画的数字化复刻，有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不断推进。数字展示也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敦煌壁画之美。
“一些小的石窟群，像榆林窟、西千佛洞的数字化复刻都做完了，莫高窟因为内容太多，才做了200多个洞窟，还在继续做，这个工程非常大，也非常艰苦。”赵声良说。
1979年首演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就取材于莫高窟的壁画，这部剧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壁画里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丝路花雨》的创作者一度“浸泡”在石窟里若干年，就为了深刻理解一千年前的画师的心境。赵声良说，他们作为保护者，最大的心愿就是保护好壁画，让更多文艺工作者能创作出《丝路花雨》这样的精品，挖掘敦煌的价值，让更多的人知晓敦煌的美。
敦煌文化本身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集大成者，赵声良说，壁画富含了古希腊、西亚、中亚、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元素，文明交流互鉴特色明显。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也通过数字敦煌向全世界展示敦煌文化。
“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就可以看数字敦煌。”赵声良说，七八年前，敦煌爱好者就可以在网上浏览30个洞窟的360°高清影像。
最近，敦煌研究院又推出了数字藏经洞，展示古代的艺术品，赵声良说，希望通过共享，让全人类都来关注敦煌文化遗产。
年近六旬的赵声良已经在敦煌坚守了近40年，在戈壁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他说，今年的敦煌依旧欢迎年轻人。
他也坦言，相比很多文保单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依然比较艰苦，毕竟离市区还有25公里，但那里也会给年轻人最宽阔的成长舞台，因为有璀璨的丝路明珠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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