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第81期“敦煌读书班”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与甘肃省钱币学会于2022年5月20日联合主办。讲座得到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9ZDA198）的学术支持。
第一讲《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史料价值与局限性研究》由河南大学历史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齐德舜主讲，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王东研究员主持。
（河南大学历史学特聘教授齐德舜）
讲座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的数据统计、宋代笔记吐蕃部族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宋代笔记吐蕃经济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宋代笔记宗教文化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宋代笔记吐蕃文献的局限性五个方面来展开。他强调了宋代笔记是研究吐蕃史除正史以外的重要的史料，同时也指出了宋代笔记吐蕃文献的局限性，特别是要重视笔记史料所载内容的以讹传讹，甚至错误的问题，在使用的时候学者需加以甄别。宋代笔记的研究和使用，尤其是关于吐蕃史料的部分，恰好弥补了正史对吐蕃史记载过于简洁的缺憾和不足。正是依靠宋代笔记吐蕃文献的相关记载，宋代吐蕃研究才得以向纵深发展。《续资治通鉴长编》大量引用宋代笔记《青唐录》的事实说明，宋代的学者们就已经首肯宋代笔记吐蕃文献的史料价值。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能与史书中的相关记载相互印证，相得益彰，说明它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很高，史学价值不容小觑。另一方面，笔记随笔记录的特点和不拘一格的体例本身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笔记撰述者学术素养参差不齐，对相关史实了解程度不一，特别是吐蕃部族地处边疆，除边将和朝臣的笔记之外，部分宋代笔记作者对吐蕃部族的记载属于道听途说，资料来源缺乏权威性，再加上参考资料不同，造成龃牾很多。在使用这类笔记材料时一定要注重甄别、鉴定，通过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达到去伪存真，最大限度地发挥宋代笔记补史阙的史学价值。这也是学界在使用正史对吐蕃史研究之外的又一个突破点和亮点，有助于还原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尤其是两宋时期西北吐蕃部族以及民族政权的相关史实。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王东研究员）
王东研究员在评议时指出宋代的文化十分发达、经济昌盛、宗教兼容并包，对外交流频繁，是中华文化创造的一个高峰期。宋代是文人笔记创作的一个繁盛期，事实上，这也是沿袭了唐人撰写笔记的一个传统，特别是宋人重文轻武政策的引导，促使更多的文人撰写笔记。他认为撰写笔记可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根据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全宋笔记》，统计宋人的笔记大概有五百多种，内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制度、风俗人情、社会意识等等，包罗万象。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宋代社会画卷。特别是宋人笔记注重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性和学术性。这就是宋人笔记对当时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具体的反映和生动的记载，为我们认识宋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
就“在宋人笔记记载中，宗教文化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提问的讨论，齐老师认为在宋代笔记中，宗教和文化区分并不大，因为吐蕃的文化就是以佛教为核心。如对“因果报应”的记载就是很典型的佛教文化。
对“请教老师这些笔记的信息来源是什么？是道听途说，还是有到过吐蕃。还有诸蕃志等笔记，有没有到过海外的？”问题，齐老师的答复指明这些内容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不是。例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是因为沈括是一名边将，他把自己在西北经略吐蕃时期的所见所闻写下来，这不是道听途说；还有刘涣的《西域记》，也是他把自己出行的一些材料写成了《西域记》；《高昌行记》也是作者亲自到过高昌，才写成的笔记，不是说全部都是道听途说。
第二讲《元代印本在莫高窟的发现及其重要性——兼论元代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馆员刘拉毛卓玛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主持。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馆员刘拉毛卓玛）
传统丝绸之路、全国驿道系统和甘肃行省兀鲁斯两道不仅贯通了中国与中亚、欧洲的连接通道，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畅通，而且也加强了敦煌与外界的联系。蒙古黄金家族的豳王家族进驻河西，开展屯田，整饬驿道，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西宁王速来蛮驻镇沙洲期间，大力支持敦煌佛教的发展，常以供养人的身份出资兴建佛寺、修缮洞窟、抄经写经，使元代敦煌佛教的发展达到了至臻时期。因此，元代的敦煌并未因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失去东西往来交往中的重要地位，走向衰落。相反，元代的敦煌在豳王家族，尤其是西宁王速来蛮的经营下，不仅政治地位、军事地位重要，而且经济发达，佛教文化昌盛，地控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在元代后期长期充任着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
易华研究员认为我们了解到印刷术实际上并不是很简单的科学发明，它不止一个国家，或者不止一个民族发明的。众所周知，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实际上关于活字印刷，现在还有很多争议的问题。活字印刷术应该是丝绸之路上反复交流的一个结果，早在5000年以前两河流域就有滚筒印刷了；在4000年以前，印度河流域就有了错印；在中国商周时期，错印就已经有了，到了秦汉、唐代，印章多就普及了，实际上这个刻板印刷就是拓印的一种扩展而已。所以印刷术的发明应该是多民族的、相继发明的一个结果，是系统的发明，不是一族发明的。他指出现在我们发现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可能还是敦煌发现的，因为前面有伯希和发现了差不多1000个木活字，也是回鹘文的，现在我们又发现了40多个，意义非常重大，现在在武威好像发现了一个活字本的印刷品，所以在河西走廊应该是有活字印刷品的存在，而这对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讲《古代布哈拉的文化特征与丝路贸易——基于文献与钱币证据》由长治学院副教授齐小艳博士主讲，著名古钱币研究专家、《古波斯币》《古中亚币》《古罗马币》《拜占庭币》《印度币》作者李铁生为特邀评议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甘肃省钱币学会副会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杨富学研究员主持。
（长治学院副教授齐小艳博士）
根据史料记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东汉之际，尽管布哈拉地区从广义所指逐渐走向了较为明确的称谓，但始终未提及这一地区所造钱币。从魏晋南北朝之际到唐朝，史料中已有明确记载布哈拉向中原王朝的进贡，但依然未涉及当地钱币。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布哈拉钱币没有在丝路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中介性与中转性。
布哈拉西向阿姆河，南与伊朗高原核心区域连接，北与花剌子模和游牧地区连接，向东可经由粟特其他诸国而进入中国。这种地理格局不仅将绿洲和城市联系起来，而且直接穿过木鹿和布哈拉连接起了伊朗到中国的路线。随着丝路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路线中转点，不仅承担着中西交通和南北交往的十字路口作用，而且也是不同文化的交叉和汇聚之地。
（著名古钱币研究专家李铁生）
李铁生先生指出粟特地区，包括布哈拉，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许多小邦国，像以前所讲的昭武九姓或者西域三十六国，都是小邦国。但粟特始终只占据绿洲，并没有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而且他的臣民特别善于经商，在丝绸之路上起了重大作用。李先生说现在那个关于粟特的文章太多了，可是没一个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在不是一个国家的情况下，在被人压迫的情况下，他们还经商的这么繁荣，这么有本事；而粟特人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在政治上面他们统一不起来，可是在商业上面他们非常成功。看到这个粟特币，包括所讲的布哈拉的币，根本全部都是仿造希腊的币，塞琉古的币，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币，波斯萨珊的币和唐朝的币，就是所谓开元通宝。从这些钱币也能看出其他文化对粟特的影响。
此外，整个的丝绸之路上，从钱币上来看钱币的流通来看，李先生把它总结为三西、三东。三次是由西往东流，三次由东往西流。第一次西往东流，是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第二次是萨珊，第三次是阿拉伯伊斯兰化。三次由东向西，第一次是班超把汉五铢带到龟兹，变成龟兹五珠，然后再往南就变成和田马钱、六株或二十四株，这第一次跑的不远，第二次跑的很远的是，就是所谓唐朝的是安西都护府，这也就是现在研究最多的第二次东进，就是东往西，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次。第三次是蒙元帝国向西方扩展。可是因为蒙元的文化的底蕴不深，所以他很快就被伊斯兰化了。除第二次外的其他几个方面，现在还需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每位发言结束后，由主持人进行评议，然后进入提问、讨论环节。学者们能在一种轻松融洽的氛围内各抒己见、相互指正、互相学习，在提出了多种不同意见的同时，也收到了良好的研讨效果，同时也体现出“敦煌读书班”举办的初衷与意义。在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中，本次读书班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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