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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说|我爱你,正如深爱莫高窟



一百多年前的莫高窟

一片破败景象

一座座洞窟疏于管理

珍贵的壁画和彩塑暴露在烈日之下


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

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隐藏在甬道北壁壁画之下的藏经洞。多达五万余件经卷、文书、绢画和其他文物密密麻麻地堆积在里面,内容涉及4—11世纪敦煌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跨越7个世纪,是名副其实的“石室宝藏”。

藏经洞前摆放的经卷和文物 斯坦因拍摄于1907年

藏经洞的发现令世人震惊,然而其中文物的遭遇并不乐观。伴随着当时西方世界的探险热潮,一批批所谓“探险家”纷至沓来,使得大部分藏经洞文物流散到世界各地。

这些文物,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强烈兴趣,学者们纷纷投入到与敦煌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几十年间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逐渐形成了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

1908年的莫高窟 法国伯希和探险队摄

1924年,华尔纳从洞窟中搬出的塑像

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至今,一批批有志青年满怀着激情和对敦煌艺术的热爱,纷纷来到莫高窟。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敦煌文物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几代敦煌人的足迹里,藏满故事。其中不乏或如风散佚,或情比金坚的爱情传奇

若干年后,故事的主角们一定听过这样的提问——

“如果预先知道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你们是否还有勇气前来?”


“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可以比拟……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被称为敦煌“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如是说。

1947年,女友欧阳琳已经到了敦煌,她形容初见敦煌的感受“又惊讶,又感动”。一年后,24岁的史苇湘抗战归来后立刻赶来。

临摹并不容易。每一根线条看起来平淡无奇,真要落笔时,需要收起自己,才能体会一千年前古人的良苦用心。稍有不慎,一笔下去就相去甚远。加之光线原因,不到一平米的壁画临摹起来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

史苇湘和欧阳琳就是这样专注临摹四十余年,不知疲惫,只觉得敦煌有画不完的美。

现已从敦煌研究院退休的敦煌学专家马德说,“从事绘画的人一般都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而欧阳老师和她的同事们都自诩为‘画匠’,她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做画匠,一辈子默默地从事着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他们没有计较过土房子,没有为冰窖一样的宿舍介怀。相反,每天的白水煮面条、白菜和萝卜,没有油水、没有四川人少不了的一口辣,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史敦宇、欧阳煌玉,欧阳煌玉回忆,“有次我问我妈,苦吗?她说,水果好吃,也不觉得苦。


201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5月,在莫高窟的老美术馆里,一个朴素的展览正在进行——“心灯 李其琼先生纪念展”。

1952年,27岁的李其琼从四川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主要负责壁画临摹工作。她是继段文杰之后,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的画家

展出的作品琳琅满目,更加吸睛的是一个背影——照片里,从梳着双尾麻花辫的少女到霜丝侵鬓的老人,李其琼面对壁画临摹了一辈子。

在她的丈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僴眼里,“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

如果没有当初孙儒僴给李其琼的一封信,她也许不会放弃可能留在八一制片厂的机会于不顾,远赴敦煌。

信中是这样写的:敦煌的冬天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早上起床,鼻子上时常会覆盖一层霜,杯子和脸盆里残留的水,则结着厚重的冰凌……流沙对莫高窟的侵蚀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它的瑰丽与神秘有一天可能会消失,而我就是要让它消失得慢一些……

李其琼来到敦煌两周后,就与孙儒僴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俩人在土炕、土桌子、土凳子、土柜子组合而成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大多数时间,孙儒僴忙于治沙工程和石窟加固,李其琼则钻进阴冷的洞窟临摹壁画,不知疲倦。


只顾事业不顾家”,很多人这样评价樊锦诗。

她20岁考上北大,时常洗衣服忘收、被子不翼而飞,才意识到需要自己照顾自己;

她最喜欢泡图书馆,彭金章比她早到,会帮她在旁边留个位子;她总在手腕上系块手绢,彭金章就送她更好看的;

她是上海人,彭金章从河北家乡带特产给她吃……

一个简单,一个质朴,碰在一起就是默契。

1962年樊锦诗24岁,和同学到敦煌实习。

艺术殿堂没错,但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白面条,只有盐和醋的那种,报纸到手上已经是发行日期的十天以后,新闻变旧闻

90DD

第二年毕业分配,樊锦诗去了敦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然后就是长期的书信来往。

1967年他们在彭金章武大的宿舍里办了简单的婚礼,开始了19年的两地生活。一年的团聚时间也不超过两周

孩子生在敦煌,彭金章赶来已经是一周以后了,他挑着扁担,里面装的是小孩衣物和鸡蛋。“樊锦诗看到我,眼泪都出来了。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

一个人照顾孩子实在难,大儿子一岁多,樊锦诗把他送到河北去,五岁多小儿子出生,大儿子就得和小儿子在河北和武汉中间来回换。彭金章在武汉照顾一个,妹妹在河北老家照顾一个。

大儿子读初中时写了封信给樊锦诗:“妈妈没调来,爸爸又经常出差……

终于,1986年,在找到合适接替工作的人之后,彭金章来到敦煌。

往后的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学研究领域耕耘,即便退休也没有放弃。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忙于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条件改善、人才吸纳以及数字敦煌的建设,以期永远地留住莫高窟。

去年7月29日,彭金章在上海去世。

生前他说:“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也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

这之后,已经退休的樊锦诗又从上海回到敦煌,独居莫高窟。早晨,她在研究院的空地上来回走走锻炼身体,到午饭时间,她自己带着碗到食堂去盛一碗不多的素面。碰上谁跟她打招呼,她都以微笑回之。



直到今天,仍然有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到敦煌。在这中间,有的是情侣一同前来,有的则是来后结为夫妻,目前在职的一千多名员工当中,夫妻搭档就有100多对



莫高窟第85窟《报恩经变》中,印度波罗奈国太子善友为救济众生,入海赴龙宫求取如意宝珠,却被弟弟恶友刺瞎双眼,抢走宝珠。

善友太子流落利师跋国,为王宫看守果园。抚琴弹奏,成了他唯一的排遣方式。

一次偶然,利师跋国公主听闻琴音,心生爱慕,不顾父王反对,与善友结为夫妻。婚后,善友双眼复明,携公主返回波罗奈国,索回宝珠,变现衣食珠宝救济众生。

这无意中投射出敦煌人的爱情信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



一代代敦煌人坚守莫高,心无杂念勇往直前,才有了今天“千年敦煌重焕光”的模样。

他们不一定听过《无问西东》里那句台词——“静坐听雨无畏,无问西东求真”,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本文参考《敦煌 众人受到召唤》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