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半时间的研究工作，我院文献所沙武田博士在兰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工作顺利结束出站，现已回院工作。

2008年9月24日上午，由我院和兰州大学联合共建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举行第二届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会，有两位博士后出站，其中沙武田的博士后报告课题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合作导师为郑炳林教授。

参加报告会的专家分别为：

主席：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李正宇研究员；

委员：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施萍婷研究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德芳研究员，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所长马德研究员，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富学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

兰大敦煌所硕博士30余人旁听了报告会。经过三个多小时紧张的答辩和热烈的讨论后，答辩委员会最终决议，对沙武田博士后在站期间的研究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评为优秀博士后报告，同意出站。

在此之前，流动站把沙武田博士后报告《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寄给国内五位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分别是：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松教授（博导），中央美术学院罗世平教授（博导），敦煌研究院樊锦诗研究员（博导），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所长谢继胜教授（博导），通讯评审结果为4优秀1良好，专家一致同意出站答辩。

沙武田同志主要从事敦煌石窟艺术与考古的研究，主持或完成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4部，获多项科研成果奖，在石窟研究领域表现出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沙武田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是学术界首次对此期洞窟的专题研究，有添补空白的意义。报告共计16个章节，40余万字，对敦煌吐蕃期洞窟作了全面综合研究，是目前敦煌学界首次对此段洞窟的专题研究。

研究报告内容比较丰富，涉及洞窟方方面面的现象与问题，诸如有洞窟形制、洞窟内容、洞窟窟主施主、艺术家、赞助环境、时代信仰、艺术风格、洞窟的功能意义，对前期洞窟的继承与对后期洞窟的影响，等等，简言之，是对一个特定时代石窟艺术史的全面考察。

报告“上篇”为综合研究，主要旨在分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所发生的变化与创新，最终试图回答多年来敦煌石窟研究领域内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为什么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即在报告中所命名之“敦煌石窟‘重构’现象”。

报告“下篇”则以个案研究为线索，分别以一个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为独立的章节，以期单向突破，因为这些问题与现象构成了吐蕃统治时期洞窟研究的基本课题；下篇内容涉及对莫高窟中唐洞窟营建、与粟特美术的关系、部分经变画出现的背景意义、代表彩塑的研究、洞窟个案研究，等等，涉及的研究面较为广泛，在每个问题的研究中都发表了个人独到的见解，反映出该同志较为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认真的工作态度。

附：沙武田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内容摘要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

 

内容摘要

 

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在整个敦煌石窟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河西敦煌地区处在吐蕃异族统治之下。历史大背景的巨变，使得洞窟营建无论在建筑形制、壁画内容、艺术风格、结构布局、洞窟思想功能、供养人画像等各方面均发生了较前十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全新的图像内容和艺术造像特点。而就目前的学术状况，对这一阶段石窟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诸多问题还没有展开，因此很有必要对此期洞窟做专题研究。

另外，可以看到，这一期洞窟在继承前期洞窟一些内容与特点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表现出较为明确的时代特性，同时又很明显影响了其后——即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洞窟营建的各个方面。因此，研究中唐吐蕃期洞窟在整个敦煌石窟历史中的地位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分上、下两篇对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作一尝试性研究。

 

上篇属“综合研究”，以中唐吐蕃期洞窟“原创性”图像、新现象、新因素的考察为基本线索，就吐蕃统治时期洞窟“重构”（reconfiguration）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艺术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探讨艺术与历史、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佛教石窟研究的主题之一。因此，历史环境的巨变，必然导致作为此大历史构成要素中佛教石窟小历史的变化。在我们看来，吐蕃期敦煌石窟的确发生了巨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对敦煌石窟的“重构”。在此，“重构”可理解为石窟造像之间的重新组合，也可理解为敦煌石窟全新意义上的革新与变化，以诸多“原创性”（original）图像或新现象、新因素的出现为基本前提。

本文所论，包括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洞窟方方面面的现象与问题，可见的或不可见的，诸如有洞窟形制、洞窟内容、洞窟窟主施主、艺术家、赞助环境、时代信仰、艺术风格、洞窟的功能意义，对前期洞窟的继承与对后期洞窟的影响，等等。简言之，是对一个特定时代石窟艺术史的全面考察。

 

上篇主要内容包括对以下七个问题的研究：

1.分别从经变画对应关系与屏风画的使用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唐时期敦煌石窟壁画布局关系的变化与创新，探讨了这一时期洞窟壁画布局法则的“重构”现象。

2.主要就经变画的新题材、瑞像图与佛教史迹画的出现、一类独特的毗沙门天王造像等几个方面，客观地交代了吐蕃期“原创性”图像在洞窟中的出现及其“规范化”意义。

3.作为一类图像，以洞窟供养人画像为主要资料和主要对象，结合具体图像的阐释，分析了吐蕃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4.在与前期洞窟思想与功能比较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吐蕃统治时期洞窟报恩思想、末法思想、中印密法与唯识思想等思想的出现与流行，让我们看到了中唐时期敦煌石窟思想与功能的变化。

5.通过对诸如瑞像图、佛教史迹画、吐蕃赞普礼佛图、吐蕃装供养人画像、文殊菩萨五台山图、普贤菩萨峨眉山图、藏传佛教黄财神、大虫皮天王像、八大菩萨曼荼罗、吐蕃样式毗沙门天王像等新画样的传入，以及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所代表的新画稿的创作的论述，结合对波罗风格画样的说明，深入分析了吐蕃期新画样画稿的传入与创作。

6.分别从吐蕃战争与民族统治对人们信仰的重构、佛教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敦煌世俗佛教的影响、于阗因素的影响、吐蕃艺术的传入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重构”现象的原因。

7.分别从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经变画布局对前期中唐洞窟的继承，榆林窟中唐第25窟窟形对归义军时期洞窟的影响，中唐洞窟基本造像题材在归义军时期洞窟的延续，藏传绘画与波罗艺术风格在归义军时期的延续与发展，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吐蕃期洞窟对后期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洞窟营建之影响。

 

下篇属“个案研究”，是对中唐“洞窟及其图像解析”。主要是针对这一时期部分洞窟中出现的“原创性”图像，进行“图像学”（iconology）的研究。

 

下篇主要内容包括对以下九个问题的研究：

1.是对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的基本考察与研究。

2.莫高窟第158窟是中唐代表洞窟，经研究发现，其很有可能属中古时期活跃在敦煌的中亚粟特（sogdiana）九姓胡人营建的功德窟。

3.对敦煌藏经洞写本P.2991《报恩吉祥之窟记》作了进一步的考察，结果表明莫高窟第234窟即为其所记“报恩吉祥窟”。

4.以洞窟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莫高窟第161窟的全面考察，结果表明该洞窟即是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vgos chos grub）在莫高窟的功德窟，其营建时代应为中唐吐蕃统治时期。

5.作为对个案类“原创性”（original）图像的研究，分析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首次出现于敦煌吐蕃期洞窟的社会历史与宗教思想原因。

6.作为独特历史时期洞窟图像的历史性选择，试图解释了“劳度叉斗圣变”在中唐洞窟壁画中没有出现的原因。

7.作为对洞窟彩塑代表的尝试性研究，阐述了对莫高窟第159窟龛内彩塑的几点新认识。

8.在对佛教造像“装饰佛”认识的基础上，考察了莫高窟第154窟龛内彩塑主尊“装饰佛”造像的性质与定名关系。

6.作为榆林窟与“原创性”洞窟的代表窟，就榆林窟第25窟的营建时代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了自己的几点新认识。(红柳)